在第二个主旨演讲及圆桌讨论环节，两位健康经济学专家DavidCutler和刘国恩分别发表了学术演讲，并共同围绕全球新冠疫情展开了讨论。主持人美国马里兰大学商学院教授Guodong Gao首先分别介绍了两位主旨演讲人：DavidCutler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Otto Eckstein教授，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部院长；刘国恩教授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DavidCutler教授的演讲主题为“预防下一次新冠病毒”，并向观众介绍了他即将要出版的最新著作“城市的生存——隔离时代的生存与繁荣”，本书对疫情肆虐以及隔离措施下城市生存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经济学视角下的剖析，探讨了人们将如何应对全球流行病。随后他以美国数据为例向观众展示了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高昂成本，据估计，GDP的损失达到了75920亿美元，而在健康方面，过早死亡造成43750亿美元损失，长期生理健康损害造成25720亿美元损失，心理健康损害则造成15810亿美元损失。而可计算的数据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新冠疫情成本的参考，真实的成本远比数据给出的更加巨大。因此，人们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尽最大努力去防止疫情的扩散。另外，疫情给未来的健康卫生保健带来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一个可以制定统一行为准则，并督促所有人都能较好遵守的健康国际公约组织是有必要的，可以起到保护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国际交流的作用。第二，我们需要将卫生保健体系的投入重点从疾病治疗转向公共健康，美国每年医疗支出数量庞大但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治和处理却不尽如人意，其原因之一就是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和重视不够。第三，个人的健康与公共健康息息相关，新冠疫情将教会我们更加关注他人健康，某一个地区，某一类人群的健康危机极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造成影响。

刘国恩教授的演讲主题为“我们可以从流行病干预中学到什么”。自新冠疫情爆发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人类与病毒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么我们目前为止可以从疫情应对以及防控措施中总结哪些经验呢？又有哪些国家层面的因素影响了疫情防控的结果？刘国恩教授利用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向我们阐述了该问题。为衡量各国政府对疫情的政策和干预程度，使用了牛津COVID-19政府反应跟踪器（OxCGRT）提供的“封锁和健康政策指数“（CHI）以及“健康政策指数”（HPI）。“封锁和健康政策指数”追踪了十二种政府执行的封锁和健康政策，包括学校停课，工作场所关闭，公共活动取消，公共聚集活动限制、公共交通关闭，居家令、限制国内旅行，国际旅行管制，病毒检测政策、接触人追踪、佩戴口罩以及公共信息宣传。而“健康政策指数”，也叫“非药物干预指数”（NPI）主要通过追踪CHI中最后四项公共政策，主要用来衡量各国政府除封锁措施以外的公共卫生政策干预程度。在此基础上，刘国恩教授使用各国在疫情大爆发（即确证比例达到该国居民的百万分之一）之前的非药物干预指数以及各国在其CHI达到世界均值所需的天数来衡量其政策干预的严格程度和反应时间。在控制了一系列国家和时间层面固定效应之后，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干预程度越高，累积确诊病例越低，而反应时间则与累积病例呈正向关系。除此以外，各大洲间的地区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疫苗政策、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干预强度和反应速度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主题演讲环节过后的提问讨论环节，有观众问及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可以起到制定国际公约行为准则的作用，DavidCutler认为世卫组织可能会遇到资金困难的问题，所以不确定是否能够较好的完成这一任务。有观众问到我们是否从历史上发生的大型传染病中总结了经验，DavidCutler认为有些国家在面对此次疫情时吸取了历史经验所以处理的非常好，而有些则不然。有观众问到美国在疫情冲击下经济恢复的还是比较可观，尤其是股票市场表现的非常出色，DavidCutler认为美国政府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总需求，保持人们生活水平在短期内不至于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是否真正能够保持经济增长还是一个问题。随后DavidCutler和刘国恩教授对人们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变化方面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人们的效用函数可能会发生变化，会更偏向于更大的住房，以及在家工作或者不工作，这使得美国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劳动力短缺。不过刘国恩提出，就算没有疫情影响，人们在住房以及医疗上的消费在过去五年中就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这种趋势在未来还会延续。最后有观众问到如何通过利用疫情冲击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学术论文写作，两位教授都认为这样全球性的冲击将对各个方面都产生深远并且复杂的影响，如果可以充分考虑制度背景和文化因素的，并在优质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发掘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但是要想将众多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解释清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需要进行审慎的考量。